清末民初，各種新式身心修練法競出。其中，靜坐法之風行，相當程度得歸功於蔣維喬的《因是子靜坐法》。自該書出版之後，旋即成為暢銷書，進而引發當時的靜坐熱。在現代體育逐漸受到重視的二十世紀初，看似靜態的靜坐法，何以能吸引青年學子與社會大眾的注意？蔣維喬又如何兼攝道教內丹術與日人靜坐法，將其改造為一套符合新時代所需的修養技術？基於上述提問，本文首先探究蔣維喬寫就《因是子靜坐法》的動機、歷程及目的；其次分論蔣維喬譯介藤田靈齋修養法、岡田虎二郎(即岡田虎次郎)靜坐法的策略；復次比較蔣氏、藤田氏、岡田氏修練技法之各自特點；爾後再透過蔣維喬的視野，討論靜坐與1910年代中國的治病、強身和改造「國民性」之關係。除了靜坐知識與技術本身的生產、流傳與體驗之外，本文最後探究民國初年靜坐熱所凸顯的病弱感、性焦慮，及其與自我療癒、自我修養之關係。
本文指出，因是子靜坐法的獨創性不在於其方法本身，而在於其被賦予的意義。五四前夕年輕學子修練靜坐的熱情，無論是為了卻病、延年或修養，都凸顯「身心並治」的重要性。蔣維喬透過科哲話語、親身實驗(體驗)以及直接對話，成功地說服群眾利用靜坐內外兼修，以專注學習、平息欲念、強健體魄，進而彌補新式體育僅偏重肉體鍛鍊之不足。蔣氏標榜靜坐是「靜的運動」，須與「動的修養」(體操和運動)並用，以「改造國民性」。這種宣傳法不僅讓因是子靜坐法在中國靜坐史上獨樹一格，亦讓其有別於民國初年的諸多修養術。